乐投朴素正义感下的阴影

  2014年12月2日下午4点,广东省陆丰县东海镇上的一间名为“格仔店”的小店,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一次挑选了7件衣服进入试衣间。从试衣间出来后把试穿的衣服交还店员准备离开时,店员吴梦思问了句“是不是还少一件红色的衣服啊?”女孩有些慌乱地说:“哦对,我忘记拿出来了”,并转身回试衣间。几分钟后,捧着三件衣服出来了。女孩在店里转了一会儿后挑选了一只7块钱的口红付账离开。

  当天傍晚,店主蔡晓青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价值89元的浅色牛仔上衣。查看店内监控视频,发现女孩第一次进入试衣间时就曾拿着牛仔衣。蔡晓青和店员猜测是女孩偷了衣服。于是,蔡晓青在监控视频中截取了照片,并于当晚6点多在自己名为“东海格仔店”的微博账号上发布。

  微博发出后不久,网友就扒出了照片中女生的具体信息,徐安琪,在河图中学读书,家住龙潭,微博昵称“LFOREVERLM”。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在东海镇这个并不大的地方,徐安琪偷衣服这件事在学生中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传播着,成为八卦和非议的焦点。

  当天19点38分,蔡晓青在微博里突然收到了徐安琪的私信,“我想先在这儿跟你道歉,等下我自己会再去你家跟你当面道歉,我知道错了,对不起,不会有下次了,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姐姐,对不起。”蔡晓青对徐安琪的道歉并不满意,但觉得只要徐安琪赔钱了事就不追究了,便先把相关微博删除了。

  12月3日早上9点13分,徐安琪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状态“最近不能忍的事,好多”。

  10点50分,徐安琪的朋友圈状态更新:“爬上天台望着太阳,被包围着温暖的此刻心里是最平静的”,配图照片显示她似乎是登上了某栋建筑物的楼顶。

  12月3日下午3点左右,徐安琪来到格仔店道歉,店员吴梦思听到蔡晓青教育她:“女孩子你还小,不能老做这样的行为,要改正错误。”

  18点55分,徐安琪在自己微博上写下“第一次面对河水不那么惧怕”,配图是一片漆黑中依稀可见远处的灯光。

  徐安琪家人认为蔡晓青就是致自己女儿死亡的“凶手”,以诽谤为由于12月9日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汕尾市城区法院一审认为蔡晓青的行为致徐安琪不堪受辱跳河自杀,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判处蔡晓青有期徒刑一年。蔡晓青不服上诉,2015年9月,汕尾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对于国人而言,网络欺凌并不鲜见,今年以来,台湾模特杨又颖自杀事件、成都女司机违章事件、北外教授乔木举报何炅事件接连发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文波看来,网络欺凌并非准确的表述,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又可称为网络暴力、网络霸凌。一般说来,它是指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图片和视频的行为,跟现实暴力有所不同,它更多的是一种言论上的暴力。

  “网络欺凌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微博、论坛、博客、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依赖性变强,网络欺凌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成为一个愈发严重的社会现象。”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孙英春告诉记者,从成都变道女司机遭人肉到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原型被人肉和攻击,目前网络欺凌的对象已超出了某一个特定群体,有时候针对的是青少年、未成年人,有时候是明星以及热点事件中的某个人。

  尽管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一系列网络欺凌事件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匿名状态下道德底线的下降。孙英春认为,一个不具备约束力的虚拟环境,正在向网络中的道德意识和价值体系发起挑战。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事件容易引起网络欺凌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常江向记者表示,网络欺凌现象的发生通常基于两种情况。一是某一矛盾难以通过正当的法律渠道得以解决,因而导致网民通过所谓“自发的正义”去进行裁断;二是事件的表面性质与某些流行情绪相吻合,比如狭隘的民族主义、非黑即白的简单道德感等等。折射出的是制度建设和公民素养培育之间不相匹配的现状。

  “网民对没有经过证实或者已经证实的事件,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的、煽动性的、侮辱性的以及失实的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的损害,这是网络欺凌的首要表现形式。”匡文波认为。这种言论常见于微博、博客、贴吧、微信等社交媒体。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在公开质疑何炅吃空饷后,一条微博得到了近万条的评论,其中充满了人身攻击性质的污言秽语。“我现在每天手机都有一堆短信,都是一些谩骂辱骂,没有任何讲理的,另外就是电话,有时候你一接他就挂了,或者骂你一句就挂了,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也知道他做得不对,有理讲理嘛,哪能打电话骚扰别人?”乔木告诉记者。尽管没有造成实质上的伤害,网络欺凌却的的确确影响了乔木和家人的生活。曾有网民叫嚣着说要打乔木女儿,惊动了北外和女儿所在的小学,校方跟乔木沟通,让他接送孩子小心点。乔木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车牌号被人公布,在舆论沸腾的最厉害的那几天,乔木基本不开车上班,或者将车停得离学校很远,甚至有段时间手机都不开机,因为被陌生人辱骂的短信已经震得让手机发烫。

  在孙英春看来,网络欺凌的危害之一便是对当事人,或者对当事人亲友的正常生活进行言语的骚扰和行动的侵扰,导致其人身权利受到了损害。换言之,随着网络生活与现实生活的愈发密不可分,网络欺凌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向线下蔓延的传染力。

  办理徐安琪案的广东省陆丰市检察院检察官成华清告诉记者,网络欺凌的危害从网上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一般带来的是心理而非身体的伤害,在潜意识下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由于网络欺凌的施暴者通常会运用诅咒、辱骂、威胁、警告等方式,让当事人产生恐惧、愤怒、困窘等情绪,所以并不能小看网络欺凌的严重性。

  “网络话语权本应有底线,但网络的虚拟性、匿名性致使网民的发言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孙英春表示,虽然网络实名制已经呼吁多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相较于网络的“汪洋大海”而言,真正实名制的占比不过“沧海一粟”。大量非实名制贴吧、论坛的存在,一方面让网民有了宣泄情感、释放压力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成为了“无名”的大多数,他们不必为自己言论承担责任。“如果网民是以真实身份出现,他们的言行必会有所顾忌。”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近年来因人肉搜索而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名誉权受损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真正选择维权者却少之又少,大多数当事人都因救济困难等原因不再追究,因言语侮辱或泄露隐私而使行为人最终被惩戒的更是屈指可数。

  “网民这种欺凌无妨的心态透露了我国公民教育和媒介素养教育缺失。”在常江看来,虽然不能排除有内心阴暗的人故意进行网络欺凌,但大多数欺凌者的初衷是出于一种原始的内心激愤,他们进行欺凌时,自认为站在道德的高地,但却不知已背离道德甚远。也正是对“正义”这一概念缺乏全面而公允的了解,才导致了欺凌者行为的失当,甚至过激。“不能将网络欺凌行为完全归结为人性阴暗面的释放,要对欺凌者的心理动机做科学而细致的研究。”

  网络欺凌线月,最高法通过《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划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明确利用自媒体等转载网络信息行为的过错认定。”成华清说,具体而言,如果网络用户或者网站等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人肉搜索”,利用网络公开自然人基本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在成华清看来,最高法和最高检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已经明确规定了网络欺凌中涉嫌诽谤等情况,比如故意捏造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构成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罪;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属情节严重,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反对网络欺凌的法规,“由于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个人隐私给出详细的解释和保护细则,从个人到机构对隐私的保护意识比较薄弱,买卖个人隐私信息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些都是导致人肉搜索的隐患。”成华清向记者表示。

  乔木认为,并不是所有情况都需要法律的介入。如果不看事由和结果地一味反对所有过激言论,就会妨害某些群体的表达权利,更主要的是,“不能因为网络暴力的副作用,就把网络监督也一并封杀。”

  “治理网络欺凌,必须意识到普及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因为很多欺凌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欺凌者,他们其实有着朴素的正义感,他们希望以互联网为工具来践行正义,但问题是,他们对正义的理解并不完备,对互联网传播知识的了解也不够。解决了这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欺凌问题。”常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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